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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婚姻家庭:一个追求知识和美德的家庭  

2016-11-05 00:39:29|  分类: 人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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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一个追求知识和美德的家庭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作者::郑曙

来源:中国青年报

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崇高的追求

  1949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,在旅顺的一所民宅里,十九岁的贾晏卿躺在床上。他已经躺了八个月了,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,只有那满头青发,显示出他旺盛的青春年华。他本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初中学生,严重的类风湿病使他的双腿和腰椎僵直,不能弯腰,不能站,不能走,生活无法自理,精神也处于绝望之境。

  眼下,大连市某医院十七岁的女护士、贾晏卿的恋人胡悦真,正在护理着他。

  悦真说:“想想保尔吧,他不仅瘫痪,还双目失明,你的情况比他强啊。”

  晏卿泄气地回答:“保尔是在革命战争中残废的,是英雄,我不过是疾病的牺牲品!”

  “不对。”悦真反驳说,“保尔在战场上从来无所畏惧,可是残废后却曾用手枪对准过自己……与残疾作战更需要勇气,你一定要振作啊!生活,你不用担心。你没有职业,我养活你,你没有腿,我有腿!”悦真滔滔不绝地说着,眼睛里闪着泪花,“现在是新社会了,你可以象保尔那样工作。你敢当保尔吗?你要是敢,我就敢当达雅!”

  悦真回大连了,给晏卿留下的是温暖和希望。他思考再三,终于挣扎着拄着拐杖下地了。他抑制住心里的激动,请来了一位剃头匠,剃光了满头青发。他是在用古老的东方习惯“削发立誓”:不当一个保尔那样的人,誓不为人!

  每天,他拄着拐杖,一步一挪地走进旅顺唯一的一家图书馆。上午,他帮人家抄卡片;下午,博览群书。他流连在知识的森林里,象一只饥饿的乳虎,对什么都新奇,抓住什么都要咀嚼一番。他看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名著,攻读着高中的全部课程,还学了英、日、俄三门外语。

  我们共和国的五十年代,充满了求知和建设热潮。晏卿和悦真这一对梦想作新中国的保尔和达雅的年轻人,也在寻觅着自己的岗位。晏卿说:“我已经失去了参加体力劳动的可能,惟有求知,才能不当废物,为新中国做一点贡献。”

  悦真说:“我在工作中感到越来越吃力了,现有的初中一年级的知识不够用啊。我要上大学,晏卿,你要帮助我!”

  悦真每周数次从大连到四十五公里外的旅顺,让晏卿帮她补习高中课程。晏卿制订了周密的教学计划,悦真一点懒也偷不得,疲于奔命地应付“教师”布置的作业。

  一九五五年,悦真不顾家长、亲友和周围舆论的反对,毅然和没有职业的晏卿结了婚。在俭朴的婚礼上,留着光头的晏卿甩掉拐杖,扶着悦真,照了结婚像。他们的爱情的基石,是携手求知的渴望。

  第二年,悦真生了个胖小子——力普,考期也临近了。在月子里,悦真就捧起了书,奶奶和姑姑连忙劝阻:“这会把眼睛看坏的!”这时,晏卿接过悦真手里的书,一段一段地读课文、讲习题,让悦真耳听心记。孩子满月后,悦真马上去参加高考辅导班。孩子吃奶,是让姑姑从家里抱去,在课间休息时,在学校的偏僻角落里由悦真喂。孩子吸吮着乳汁,母亲汲取着知识,多么动人的求学图啊!”

  天从人愿。悦真考取了沈阳医药学院。由于上学,悦真的六十九元工资变成了二十七元助学金,而晏卿没有收入,全家经济颇感拮据。悦真每月给家里邮去十几元,家用不足部分,靠亲友们周济。悦真在学校吃最便宜的饭菜,用最廉价的笔记本。为了节省,她记笔记的字写得极小,而且把笔记本的封里全用上。上学期间,她没添过一件新衣服,也从不花钱游玩。

  她拼命节省,是为了要订购两份讲义,一份自己用,一份寄给晏卿。她在学校学习,晏卿在家学习。每年寒暑假,她回家给晏卿批改作业。一九六0年,她毕业了。晏卿也一丝不苟地学完了讲义上的全部课程,只是没能获得文凭。

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艰难的起飞

  一九六0年底,大连市职工业余大学药学班,吸收晏卿为正式学员。

  残废人上学,比常人有更多的困难。课堂在二楼上。从家到这儿要乘电车。难啊,对难履平地的晏卿真叫难!

  悦真请人在晏卿的拐杖上多加了两道扶手。用最下面的一格走平地,用中间的一格上楼梯,用最上面的一格上电车。

  从此,在固定的时间、固定的路线上,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背着书包、拄着双拐的残废人,踽踽独行。在电车门口,他用右手抓扶手,左手提双拐,靠臂力作跳跃,常常因失去平衡把身上撞得青一块紫一块。在陡直的楼梯前,他象一位运动员,先歇息片刻攒足劲儿,然后象划船挥动双桨那样舞动双拐,一口气上到顶。他不能歇,也不敢歇。他知道一歇下来,就上不去了。

  在上学不久的一个夜晚,大雪覆盖了路面,放学回家的晏卿一时大意,将拐杖插入了有轨电车的轨道,“叭嚓”一声横着摔了出去。幸好,一位好心的过路人发现了,把他送上了电车。回到家,晏卿闭口不提挨摔的事,可是悦真一眼就看出了他脸上的青痕。从第二天开始,悦真就领着力普,后来又抱着肖燕,去接放学的晏卿。日复一日,绵延四年。

  一九六四年,晏卿以优等成绩读完了所有的十二门课程,还完成了毕业设计。谁知,由于学校换了领导人,竟不发给他毕业文凭。他们说:“你是残废人,又没有职业,不算正式学员。早就想把你除名,让你读到毕业就够宽大了!”

  晏卿想不通啊:凭什么说我不是正式学员?难道残废人只能白吃饭?难道残废人就不算人?!

  悦真也难过啊:晏卿已经读过了两回大学课程,竟得不到一纸文凭。她压下满腔委屈,劝说晏卿:“别生气啦,反正知识学到手了,谁也抢不走!”可劝着劝着,自己竟哭了起来。

  学生班长王传生了解晏卿的学识和才华。他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,跑到科学出版社,向一位素不相识的副总编辑,诉说了晏卿的情况。副总编辑被感动了,责成有关同志给晏卿寄来《寄生属性》,请他试译。晏卿按要求摘译了四千字寄给出版社,出版社回信说:“达到出版要求。如有兴趣,请译全书。”可要译全书,是何等的艰难。

  隔行如隔山。晏卿和悦真学的是药学,缺少寄生虫专业知识。悦真拿着书到大连医学院两位副教授那里去请教。他们翻阅后,都不赞成晏卿译这本书。他们说,在国内当时只有从医学角度研究寄生虫的,而这本书是从生物学角度进行探讨,是全新的尖端理论,就是专业人员翻译也很吃力,何况是晏卿呢?如果半途而废,不如趁早不译。

  怎么办?晏卿哪里肯放弃这个机会,越是尖端他越要干。他让悦真借来了数十本寄生虫学和生物学的专著,从头学起,半年过去了,他用这些知识重新武装了自己,开始着手翻译。

  他不能长时间坐着,只能躺在床上,仰面朝天地工作。一只手拿着个硬纸夹,一只手拿笔。他翻译极度认真,对一些难译的英文句子,一定要译出十几种、甚至二十几种中文句子加以比较,然后择优。这样进度很慢,连悦真都嫌他繁琐。可晏卿却说,只有这样才能译得准,才算对出版社和读者负责。他拼得太苦了,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把眼睛都熬坏了,被迫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,可出院后,他还是拼命干。书里有大量新奇的专业术语,一般字典上查不到。悦真担负起查词、找资料和向行家请教的任务。她用休息时间跑图书馆和大连医学院,成了那里的常客。她一次带上二十几个生词,能查到二三个就算是大有收获。

  就这样,夫妻俩苦苦熬了一年半,翻碎了一本英汉辞典,流下了不知多少汗水。1966年5月10日下午,当晏卿在稿纸上写完最后一行字的时候,全家老小齐声欢呼起来。

  晏卿马上写信通知出版社,而出版社的复信却通知他:“由于种种原因,此书不拟出版。”

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奉献给孩子的

  没过多久,晏卿和悦真就无暇为《寄生属性》而忧伤了,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,直接袭击晏卿了——他被打成了“特嫌”。理由是他在搞翻译时,曾与某位被打成“大特务”的学术权威有来往。他被从家里“揪”出来,在街道挨批斗,一斗就是一天。他可怜巴巴地拄着双拐撑在那里,连气带累浑身直哆嗦。

  悦真这个“特嫌家属”,在单位也被入了“另册”。晚上回到家,这一对要作保尔和达雅的人相对流泪。他们几乎无事可做了,可心中却燃着追求真理、渴望民族富强的火焰。他们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孩子:

  “既然不让我们干,就先来培养孩子吧。把求知的火炬交给他们,他们会比我们走得更远。”

  学校“停课闹革命”了。晏卿和悦真把正上小学三年级的力普叫到跟前,和他订好,每天由爸爸教他两小时英语,还叮嘱他:“这是秘密,不能让外人知道。”“特嫌”教儿子学外语,让别人知道了,是要遭殃的。刚开始,力普收不住心。然而晏卿严格约束他,整整两年,力普学到了知识,更可贵的的是点醒了他求知的兴趣。初中毕业后,因家中困难,力普被批准留城,当了工人。这时,他深切感受到失学的痛苦,刻苦自学外语。厂里经常没活干,别人聊闲天、睡大觉,力普却抱着英、日、德几种外语书在车间的角落里苦读。家里经济紧张,他每月领了工资都如数交给妈妈。他穿着补丁衣服上班,每天从家里带低劣的饭菜,但毫无自卑感。父亲的话早就印在了他的脑子里:“贫穷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无知,只有无知的人才是可悲的。”

  “四人帮”垮台了,高考恢复了。1977年,力普考上了天津纺织工学院,成为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一届大学生。他在本校学习期间,是院团委委员,还被评为院三好学生和院优秀学生干部。

   晏卿和悦真送给长女肖燕的,是弦上的梦。

  在她十岁那年,晏卿和悦真请了原来是专业小提琴演奏员的于维敏和于维友兄弟,教肖燕拉提琴。两位教师给肖燕制订了正规的教学计划。

  肖燕是个天性活泼的女孩。一开始,她在屋里拉琴,看到小伙伴在外边跳皮筋、踢毽子,心里痒得没法,磨着爸爸要出去玩。晏卿不让,他陪着肖燕在家里拉枯燥的音阶和练习曲。每次老师来上课,晏卿都躺在床上为肖燕作记录,经常累得满头大汗。等老师走了,他拿着笔记,和肖燕一段一段地回味老师讲过的课。

  勤奋出天才。经过六年的勤学苦练,肖燕在技巧、表现力和乐感上都大有长进。1976年深秋,中央音乐学院(当时叫五七艺术大学)到大连招生,肖燕只拉了门德尔松E小调和大顿特两支曲子,就被决定录取。她按通知作了体检,满心欢喜地准备上北京了。可谁想,因为父亲是“特嫌”,学院不敢收她。第二年,她又通过了海政文工团的考试,可是到大连一“政审”,又不要她了。

  弦上的梦破碎了,肖燕万分悲苦。在父母的劝导下,她含着眼泪放下心爱的提琴,毅然掉头准备高考,她只复习了不到半年时间,1978年便考上了大连医学院。

  在学院,她成绩良好,还经常参加学院乐团的活动。前年,她参加了大连市青年业余器乐比赛。她用纯美的音色、磅礴的热情、娴熟的技巧和对乐曲的深刻理解征服了听众。她获得了第一名。大连市电台为她演奏的乐曲录了音,在正式的音乐节目里播送。肖燕终于实现了父母送给她的玫瑰色的梦……

  对次女肖华,晏卿和悦真从小给她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底子。去年她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——厦门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,为全家拿下了最后一分。

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对民族尽责

 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晏卿的“特嫌”冤案彻底平反了。去年,在舆论界的呼吁下,经当时的同学和教师作证明,大连职工业余大学给晏卿开具了学历证明。接着,在大连市委和市政府的关怀下,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录用他做翻译工作。这是合乎情理的,他从1958年到现在,已经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翻译成果。

  悦真也做出了成绩。1979年,她承接了卫生部分配下来的科研项目:摸索空气中1.3二氯丙醇的测定方法,取得成功。去年八月,她调到大连卫生防疫站,评定为主管技师,又承接了卫生部分配的科研项目:摸索粮食中七氯等有机氯的色谱分析法。她与人合作,做了上百次试验,已取得可靠进展。

  他们搬进了三间一套的楼房,还添置了电视机、录音机,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。但是,他们淳朴的家风没有变,对知识和美德的追求也没有停止。今年暑假,他们阖家团聚了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胡悦真真诚地说:“我们的事情很平凡。我和晏卿只是想对我们民族尽到自己的责任。我希望我的孩子,还有象他们一样的青年们,都能想到自己对民族负有的责任,为祖国富强干出一番事业来!”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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